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考

冯闻洁

(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山东 滨州 25660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选择,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制度优势。

共同富裕,由“富裕”和“共同”组成,我们可以分别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共同富裕的特征。

“富裕”,是相较于“贫困”“温饱”更高的状态,从社会角度看,整个社会是否达到富裕状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才会有社会的富裕,在这个意义上,“富裕”可以看作是生产力层面的。

“共同”,是社会中的群体差别不大,状态差别不大。原始社会虽然有共同享有,但普遍衣食无着,不存在共同富裕;
在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会有同时处于“贫困”“温饱”“富裕”不同状态的群体;
在发展的当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即使整个社会达到富裕状态,也不必然是全体的共同富裕,即在社会整体富裕状态下仍然存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要想达到富裕的“共同”,必须缩小群体过大的收入差距,就要改变社会关系、调整生产关系,让不同群体享受差别不大的状态,即全体人民的“共同”,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可以看作是生产关系层面的。

因此,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的富裕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共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世界200 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趋同;
30多个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能否带来共同富裕,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分析。

(一)理论分析

1.市场经济可以带来富裕。

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一是人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成为自由人,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二是资本取代封建特权,在市场价格引导下推动资源流动追逐利润。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下,资本和个人的本性通过配置社会资源的竞争机制得以尽量展现,由此带来了劳动的高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市场经济一经产生,就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2.市场经济带不来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在某些领域存在失灵现象,可以通过政府采取控制垄断、把外部性变成内部性、提供公共产品等措施予以弥补;
但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其内在缺陷,靠修修补补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不可能消除,优胜劣汰运行原则下,将会出现马太效应,贫富分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优胜劣汰自发趋向两极分化。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通过价格引导调节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让资源流向利润高的部门;
通过竞争刺激生产者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效率、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些作用一方面会调节资源配置、推动技术进步,带来财富的增加;
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生产者优胜劣汰、收入分配不均,出现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的两极分化。

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追逐利润的本性让资本发挥巨大作用,带来不断增值,从而推动社会财富的增加;
但也正是追逐利润的本性会让资本不择手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3]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富裕,是资产阶级的富裕,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带来了巨额财富,也导致了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对立激化、社会对抗。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践分析

现实生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准比较高,是否实现了共同富裕呢?

1.以美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蛋糕”做大民众生活改善,但两极分化的趋势没有变。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地的英国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国成为高居第一的发达国家,二者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英美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作用,推动了技术进步、生产力巨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即使在收入分配比例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民众生活水准相比以前也有了很大改善,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也有生产关系改变的原因。迫于应对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一味的压榨转变为共存。资本家认识到只有广大民众的有效消费才能支撑自己的富裕生活,于是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促使中间阶层的产生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
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动从显性的绝对剩余价值转变为隐形的相对剩余价值,使得工作时长缩短但工作强度增加;
政府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守夜人”转变为“有形的手”,干预经济成为常态。这些改变虽然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被敲响了”的命运,但也相应地使民众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深入社会内部,会发现这类典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8 年经济危机后,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2009 年竟然有5000 多万人食品短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贫富差距愈发严重,甚至回到了一百年前的水平,普通人失业、吃不饱、拖欠房租无处可归,然而富人不但不受影响还大发其财;
英国有些人因房价飙升而变得更加富有,而有16%的成年人每月至少需要一次帮助才能获得食物。托马斯·皮凯蒂分析自18 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后发现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成长率,从而认为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不可避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剧了财富不平等。[4]

这类典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只是局部改良,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难以根除其痼疾——贫富差距;
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要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但这是他们不想也不愿走的道路,由此决定了这类典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2.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推行高福利贫富差距缩小,但以损失经济活力为代价不可持续。

北欧国家都是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建立了全民平等福利制度,通过高税收低贫富分化实现“经济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另一类代表。北欧国家的优势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在与外国的产业竞争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由此带来的利润非常可观,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这是有效提升生产力的结果。

北欧国家会向社会提供福利保障、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但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首先,从分配看,为避免阶级冲突、社会动荡,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进行再分配,实行以高税收为基础的差别税收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建立追求公平、覆盖普遍、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大体实现了“幼有所养、小有所教、老有所终”。但这种看似理想的乌托邦难以长期持续。高福利带来了庞大的公共开支,使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高福利国家不得不缩减社会福利;
高税收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产阶级以上的福利并挫伤其积极性,高福利补贴低收入者虽使其生活质量有所保障但助长了惰性,导致平均主义广泛存在,总的来说就是减弱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得效率降低、经济活力下降、产业竞争力减退、经济增长缓慢,其社会福利模式陷入困境。

其次,从所有制看,北欧国家并没有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实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北欧仍然是完全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比如瑞典,生产资料的90%以上归私人所有,5%的富翁拥有50%以上的全国财富,在民众生活水准普遍较高的表象掩盖下,资本阶层和民众的财富差距仍在拉大;
该国社民党在1932年就摒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主张,执政时期从未动过私有制的根基。私有制决定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导经济和政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对民主社会主义给予了激烈的否定。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我们在不断解放思想基础上,走渐近式改革道路,逐步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1.0 版本,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2.0 版本。”[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自发趋势,其历史使命是拥有先进生产力和形成共同富裕的生产关系。

(一)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是选择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面向社会所有个体(或群体)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能带来效率和财富,因为个体(或群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主观要求和普遍竞争的客观压力下,会主动提高自身能力、充分挖掘自身潜能、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以求在竞争中获取更多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经济活力得以提升、社会财富得以增加。在生产力层面,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能够使社会达到富裕状态。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急于摆脱落后贫穷、快速发展经济的重任,我们开始利用迄今为止人类最有效的激励劳动的经济发展形式——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利益为驱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先富论”可以看作是对市场经济的形象比喻和概括,贯穿了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激发了个体、群体、整体的潜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逐步积累起了巨额物质财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二)追求公平、共同富裕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相应地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容易造成两极分化;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的权力干预代表人民利益,能够有效调节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缩小差距。生产发展不会自发实现社会分配公平,但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全民共享的共同富裕成为可能。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6]110-111,“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6]172,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进一步为市场经济这匹野马戴上了社会主义的笼头,缓解两极分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冲击,用坚持社会主义让市场经济2.0 版本成为方向明确奔向共同富裕的千里驹。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由于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着经济发展的命脉、控制着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条件;
由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调控力度;
由政府运用直接掌握的资源,向弱势地区和群体倾斜,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先富带动后富共享发展成果的模式。同时通过抓生产关系,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我国已进入先富带动后富的时代,市场竞争和政府协调结合、优胜劣汰和促劣变优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竞争协调、促劣变优作用,劳动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利益差距也在缩小,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就越来越趋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7]。实现以上目标要求,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好,既要发挥造富的生产端作用,也要发挥分富的分配端作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激励劳动,推动全部劳动,使劳动者成为越来越平等的经济主体

1.充分认识劳动者在造富中的作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唯一具有能动作用的因素。发挥生产端的造富作用,必须重视劳动者及其劳动。

2.激发劳动者的造富能力。强化市场经济的竞争作用,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让劳动者真正实现自由流动,在全国范围内以差别利益激励劳动者,以广阔的全国市场最大限度激发劳动者的造富潜能;
加强市场监管,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对劳动造富造成冲击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或制裁,从而激发劳动者的造富能力;
规范和引导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泛滥,反对资本垄断在各领域低水平扩张,让资本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上发挥作用,激发劳动者的创新造富能力。

3.推动全部劳动逐渐缩小差别。共同富裕是全民共享,前提是全民共创,为此要推动全部劳动。这其中需要推动的关键是弱势群体的劳动,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弱势群体,通过政府掌握资源的倾向性投入,从源头上帮助弱势群体,切实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使潜在的劳动变成现实的劳动并逐步变强,逐渐缩小劳动能力的优劣差距,从而逐渐缩小获利的差别,与其他劳动者成为越来越平等的经济主体。

(二)扩大市场主体,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不同市场主体成为平等经济主体

1.扩大市场主体,夯实造富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从所有制角度看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大类,都是造富的微观基础。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市场主体的成本、减少市场主体的负担,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提升造富能力;
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进入和退出的门槛,使不同市场主体成为平等经济主体,从而吸引新的各类市场主体,增加造富数量;
强化政策集成,放大政策作用,助力壮大各类市场主体,扩大造富规模。

2.发展公有制经济,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形成公有制经济是避免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的共识。贯彻新发展理念,领军科技创新,构建高技术产业系统,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公有制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发挥公有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作用,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发挥公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的作用;
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发挥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作用,激发公有制保证共同富裕优势的发挥。

3.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践行竞争原则,激发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提高造富的效率;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培育更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扩大造富的范围;
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或引领项目开发、与农户开展合作,在互惠互利中增加农民收入、补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三)均衡发展,面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倾斜政策,抓住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促使协调发展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亟须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首先,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国家直接投资,支持重点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
通过规划,确立欠发达地区有关产业的集中布局区域,介入当地有关产业的发展,为提高当地造富能力打基础。

其次,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倾斜政策,使当地的投资环境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吸引投资项目、引导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该地区的发展;
利用经济杠杆,刺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加强其自我积累的能力,切实提高造富能力,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再次,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促使协调发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应该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发挥政府的重要推动力量,从直接援助资源拓展到推动更加广泛的发展合作。在这其中,政府要突出服务作用,加强政策协调,加强企业与欠发达地区的对接、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
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功能区定位加强优势合作,培育有动力、追求效率的企业,形成真正的产业,激发内生动力,促进欠发达地区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在协调发展中逐渐走向共同富裕。

(四)共享共赢,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促使共享成果

经济增长带来富裕,但不会自动转化为共同享有,这就必须发挥有为政府促进全民共享的作用,设计调整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在分富端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缩小差距,迈向共同富裕。

1.切实重视对资本所得的征税。初次分配形成的个人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三大类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资本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也称资产性收入或资本所得。两极分化的源头在资本,资本所得的差距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差距。相比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运用创造更多公平机会的公共政策来解决不同收入的公平问题,在再分配中要进行直接干预,切实落实把资本所得纳入个人收入体系一并征税的政策,禁止避税的种种手段,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进行征税,以累进式征税的方式缩小个人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家庭间的财富积累差距日益扩大,要在个税中适时增加遗产税、赠予税,防止贫富差距的家族固化甚至扩大。

2.切实把转移性支出用到实处。相比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生活的功能,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要切实发挥“提低”功能,应参照精准扶贫的“精准”原则,针对低收入群体实际,给就业、提技能、强教育,既避免低收入群体产生依赖心理、惰性惯性,又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助力新一代突破家庭局限更好地发展,从而不断提高本人乃至家庭的收入水平。

3.切实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政府要落实并发挥税收减免政策对社会捐赠的激励作用,促使企业自愿参与慈善公益;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激发社会力量捐赠的热情。把捐赠落实到位,推动慈善政策落到实处,以慈善事业的规范发展促进社会捐赠的积极性。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提高捐赠者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被认可感。切实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发挥好第三次分配对调节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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