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一、共同富裕是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了治国理政特别重要的位置，并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问题。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普遍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个经济大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有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每缩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2个百分点。应对经济危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是最直接有效手段。如果扩张性经济政策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这只会产生短期刺激经济效应。扩张性经济政策只有和缩小贫富差距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持久效应。另外，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也是一个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社会。因为经济系统本身是一个流动循环体，若存在薄弱环节，就容易在薄弱环节出现资金或产品流动的堵塞，而贫困群体往往就是容易导致经济流动性堵塞的薄弱环节（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是在贫困群体环节发生了经济流动性堵塞）。
共同富裕是一个政治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贫富差距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社会。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坚持人民至上，夯实执政基础，必须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有任何含糊和马虎。
共同富裕是一个文化大问题。贫富差距加大会催生文化二元化，形成穷人文化和富人文化二元价值体系，加剧社会文化价值冲突。同时，文化的神圣性会更多被世俗性所替代，文化本身会更多成为一种谋取财富的手段和工具，这会进一步加剧文化异化问题。
共同富裕是一个环境大问题。贫富差距加大既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研究也表明，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更弱。
二、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三次分配互补协同发力
促进共同富裕，既要重生产，因为生产决定分配，还要重视分配，需要三次分配互补协同发挥好作用。
第一次分配，分配机制是市场交易机制主导，依据法则是生产要素对产品价格的贡献。第二次分配，分配机制是政府调控机制主导，依据法则立足全社会总体需要。第三次分配，分配机制是社会慈善机制主导，依据法则是根据个人道德偏好采取自愿原则。
第一次分配的不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不足是由于市场缺陷所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垄断等行为，会导致市场分配偏离正常利润渠道，垄断行业获取超额收益;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这会让市场机制主导的分配不能以真实投入和产品真实质量为基础;三是不能有效纳入外部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负的外部性，靠市场很难实现惩罚;另一方面，对正的外部性，靠市场很难实现补偿。另一个方面的不足是，对市场以外的行为不能产生分配，比如，政府管理、军队国防、环境保护等。
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不足是由于依据政府主导的分配，主要是靠相关制度来进行，如税收制度等，但制度的功能毕竟是有限的。研究表明，人的行为，靠制度调节的只占2。%，大量的行为靠非制度调节。另一个方面的不足是，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若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制度，调节分配也必然是不完善的。
第三次分配，可以一定程度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但第三次分配也存在不足。因为个体之间也存在道德差异，而道德存量多的，必然对社会贡献越多，这会导致越是有德者越吃亏，越是悖德者越获益的情况，这对社会道德建设并不利好，同时，也不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持久化。
由于三次分配各有优点和不足，客观需要社会在分配制度建设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各次分配所长，避其所短，各次分配应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框架，形成合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力加强社会公正建设
实现共同富裕，灵魂是社会公正。共同富裕是表，是花，社会公正是里，是根。推进共同富裕，深层次是要进一步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古人也讲：“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基于共同富裕，如何推進社会公正建设，应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进一步推进。
从政治权力的公正看，关键是要确保政治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必须要体现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原则。要真正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尤其越是重要的领导岗位，选拔干部越要坚持好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原则。其中在德的要求方面，忠诚是第一位的要求。曾子讲：“忠者，德之正也;诚者，天之道也;忠诚者，为人之正道也。”忠诚是保证中央政策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的道德基石，是发挥制度优势的精神保障。而且越是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复杂艰巨任务，越需要各级干部具有忠诚大品格。
从经济权利的公正看，关键要确立经济收益分配的公正原则。这分三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享应是主要原则。因为先天资源，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大自然的产品，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钻石等，后天人类的劳动贡献很少。其公正的收益分配原则理应是人人有份，这里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后代人的需要，当代人也要给后代人留有收益。第二种情况，对于后天劳动收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坚持按劳分配应是主要原则。比如，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劳动收益及开采后的进一步劳动加工收益等，分配应尽可能体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第三种情况，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体现社会保障原则。因为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按劳分配是有缺陷的，出于人道主义，社会也需要对这部分人实行救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这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从文化层面看，推进社会公正建设，关键是要大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尤其需要大力培育社会的同情心。同情心是有效实现第三次分配的人性保障。越是富含同情心的社会，必然第三次分配效果越好。另外，同情心也是社会在精神层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越是富含同情心的社会，社会的精神世界必然越普遍富裕。
四、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
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可以允许富裕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必须具有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为此，社会要大力鼓励科学技术创新，要给予科学技术创新充足收益激励效应。这不仅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先富带动后富要求。从公平原则看，科学技术创新是一种复杂劳动，其报酬理应是简单劳动的倍加，让科研人员先富起来也符合劳动价值论原则。从先富带动后富要求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越先进，必然国家或地区竞争力越强，国家或地区有强大竞争力，必然国家和地区会整体富起来，最终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目的。
要分阶段逐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与国家发展水平同步协调推进。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的问题仍然突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善于积小胜为大胜，应分阶段逐步推进。到2035年，要确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到21世纪中叶，要确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
五、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对策建议
第一，要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具体落实好。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不应低于65%（据有关研究，目前大约50%左右），并从法律层面上给予确定。
第二，制定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一方面，要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还要制定最高工资标准。建议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比例不要超过1：20的比例（包括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国家公务员，其中也包括私营企业）。
第三，探索对低收入群体实行负所得税制度。对家庭年人均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庭，财政要给予重点补助。
第四，对转移国内资产到国外但不产生国内收益的行为要征收重税。比如，把自己国内的企业售卖给外国人等。但对把自己国内的资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的，并能产生国内收益的，可以轻税。
第五，限制中国股市规模，提高企业上市标准，同时对特别效益好的企业还要限制上市。这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稳定经济;二是有利于限制资本收入;三是有利于防止国外资本对中国企业利润的侵蚀。
第六，提倡高收入阶层捐献国家，并给予相关荣誉待遇。比如，捐献50亿以上可考虑给予省部级荣誉待遇，捐献10亿以上可考虑给予县处级荣誉待遇，等等。这里所谓荣誉待遇，主要体现在交往礼节方面，如在出席有关礼节性会议，或参加有关礼节性活动，排座位可与对等级别官员安排在同一等级座次，或考虑对捐献者安排政协委员等职务，或考虑授予乡贤等荣誉名号。
第七，设立“高收入特别税”。此税主要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或重大自然灾害时，或国家发生重大疫情时征收，一般情况下不征收。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高收入阶层理应有更大作为。
第八，征收并提高各类财产类税收。对一个家庭拥有三套以上房屋的，应征收房产税。先可以实行低税，再逐步提高税收。对一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的，可以考虑免税。
第九，要着力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乡村如何振兴，关键是要大力发展产业，实现产业兴旺，这是基础。产业如何振兴，由于农产品需求大体稳定，客观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计划调控;同时，还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另外，还要解决好产品的销路问题。目前，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和销路不好是导致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销路和价格不稳必然收入不稳，收入不稳必然脱贫不稳。为此，建议国家对农产品实现部分统购统销制度。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部分统购统销，可大大减轻市场价格波动和销路不好对农民产生的危害，可确保乡村振兴底线稳定。
六、探索利用货币政策手段促进共同富裕
在缩小贫富差距手段方面，除了利用好常规政策手段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利用国家掌握货币发行权这个职能优势，通过实施定向的货币扩张政策来促进共同富裕。
具体思路是，国家可每年超发一定数额的货币，其中超发的部分，可一部分定向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但直接发放货币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补发的货币的部分可用购物券的形式代替。同时，规定购物券只能主要用于购买国内企业的产品，且主要用于低收入群体日常消费，包括吃饭、购买衣服、孩子上学、缴水电费和房租费、交通花费等。
具体如何补贴低收入群体，可规定：第一，对于农村人口：月均收入高于500低于1000元的，每月补发2。0元;月均收入低于500元的，每月补发500元。第二，对于城市人口：月均收入高于500低于1000元的，每月补助500元;月均收入低于500元的，每月补助1000元。其中，补貼政策不分老人和小孩，也不分就业和未就业的，只要符合收入标准，人人有份。
另外，对贫困人口的补贴政策，不一定每年都执行，可隔年执行一次，或3-4年执行一次，或国家每遇到重大事件，比如疫情、战争等情况执行一次。
运用购物券方式补贴贫困人口群体，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二是由于低收入群体主要在农村，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三是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四是有助于形成国内经济良性大循环，并带动国内企业生产;五是由于购物券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增长率;六是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七是推进面临社会阻力小;八是有利于刺激人口增长。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定向直接补贴贫困人口的经济政策，也是对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经济政策的一种纠正和创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扩张政策，包括货币扩张政策，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定向性，所以，其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很弱，甚至由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被富人所占有，还有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同时，由于其刺激需求的功能主要在于促进公共工程建设和促进企业生产等生产供给方面，这会进一步扩大无效供给，最终导致滞胀等问题。并且长期下去，还会导致严重的负债问题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所以，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经济学，需要改变为精准定向刺激贫困群体需求的经济学，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均衡，还有利于实现社会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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